几个月前，在一次董事会议上，我听到一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："有了人工智能，我们终于可以用三个人完成十个人的工作了。"语气是庆祝的。整个会议室都表示同意。我当时也同意了。直到后来，在车里，晚上九点回家的路上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同意了什么：我们这一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，其目标本质上就是裁掉七个人，让三个人超负荷工作。
我并不天真。我熟悉电子表格、季度目标，以及为地球另一端的股东交付业绩的压力。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二十多年。但正因为我从内部了解这一切，那句话才让我不安。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当"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"不再是目标而变成文化时会发生什么：人们会生病。几乎总是悄无声息地。有时候是以戏剧性的方式。
韩炳哲将此称为倦怠社会——一个暴力不来自外部，而来自内部的系统，来自那个对自己要求超出合理范围的人。个体在自我剥削。他们在晚上十一点回复邮件，不是因为老板要求，而是因为"必须"——而他们已经不知道是谁定义了这种需要。
现在把人工智能放入这个场景中。
如果人工智能仅仅被用来加速已有的一切——更多任务、更多交付、更多"生产力"——它不会解放任何人。它只会成为又一层自我剥削。以前需要四个小时写一份报告的专业人士，现在只需要四十分钟。太好了。但"省下来"的三小时二十分钟怎么办？有人相信他会去冥想、安静地吃午饭，或者去学校接孩子吗？不会。他会再写四份报告。做不到五份时还会感到内疚。
荣格会把这称为人格面具的膨胀——我们为了在职业世界中运作而戴上的面具，当它运作得太好时，就开始吞噬面具背后的一切。人变成了职位。高管忘记了自己是父亲。经理忘记了自己喜欢画画。分析师忘记了自己曾经对某些无法放进OKR的事物充满好奇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人工智能变成了人格面具的放大器：它让你看起来更高效、更全面、更随时待命——却没有人问这代价是什么。
在我于FGV的博士研究中，我探讨数字断联政策——人们不在工作时间之外被联系的权利。这听起来很简单。实际上远非简单。因为断联不仅仅是关掉手机。它意味着直面一种将在场等同于敬业、将速度等同于能力、将永远在线等同于忠诚的文化。
我与人力资源管理者交流，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问题。很多人有数据：因倦怠而请病假的人在增加，离职率很高，组织氛围调查的数字令人担忧。但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案几乎总是表面的：福利包里加一个冥想应用、安全周做一场正念讲座、心理健康宣传月发一个漂亮的帖子。治标不治本是舒适的。改变文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有所不同的地方。
想象一下，使用人工智能不是为了生产更多，而是为了保护时间。自动阻止工作时间以外通讯的工具。在超负荷模式转变为病假之前就能识别的系统。用数据证明休息好的团队比长期加班的团队表现更好的分析。这些都不是科幻小说。技术已经存在。缺少的是意图。
而意图是领导力的问题，不是IT的问题。
我每天都在学习和实践人工智能。我用它来自动化机械性的工作，更好地思考复杂的问题，赢得时间并将其投入重要的事情。但我这样做是带着一个不是技术性的，而是哲学性的信念：不能改善人们生活的技术只是精致的噪音。而"改善生活"并不等同于"提高产出"。很多时候恰恰相反：它是允许人们停下来。
我知道对于那些靠季度业绩生活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立场。但账单终会到来。它以病假、人员流失、好员工离开的形式到来——他们只是累了。而当它到来时，代价总是比预防要高得多。
算法优化之后该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我不想让它来决定。做决定的人应该是活着的，应该享受生活——而不是优化生活。